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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修宪者在修宪之前提出的改革主张有可能影响嗣后的修宪活动，确而言之，即成为该修宪者从事修宪活动的抽象目标或者具体意图。

促进型立法彰显了更加积极的宪法实施观念，即从合宪性控制到合宪性形成、从确认现状到推进未来、从确权维权到赋权赋能、从管理型政府到服务型政府、从事后监管到事先引导、从单一治理到多元共治的发展转型。就第三类规范型治理工具而言，其介于放任和促进之间，较之于放任显得较为积极，但又尚未达到促进或鼓励的程度，一般体现为国家监督或管理。

（2）可期待特征，即虽然纲领性条款面向未来，但在中短期可以通过发展而逐步实现，那些遥不可及的目标显然不适合写为宪法的纲领性条款。[30]在此基础上，2016年修改后的《民办教育促进法》进一步规定，民办学校的举办者可以自主选择设立非营利性或者营利性民办学校（不得设立实施义务教育的营利性民办学校）。[24]并且，促进型立法能够推动国策条款的主观化，即将宪法国策条款确定的某项国家事业转化为公民的主观权利。[4]然而，我国现行宪法各章节在立法实施力度和方式方面存在差异。[29]李蒙：《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清洁生产促进法（草案）〉的说明——2002年4月26日在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七次会议上》，载《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报》2002年第4期。

我们的宪法所以有一部分条文带有纲领性，就是因为这个原因。然而，仅有促进的意愿和工具显然不够，为保证实现促进目标和发挥促进功能，《乡村振兴促进法》专章规定监督检查，建立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目标责任制和考核评价制度，要求各级政府应当向本级人大或其常委会报告乡村振兴促进工作进展情况，明确各级审计、财政、发展改革、农业农村等部门以及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的监督检查职责。[11]此一理解也被我国宪法理论所接受。

[31]既然人权条款约束一切国家权力，则对立法权的制约也应涵括于内。[29]参见许崇德：《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史下卷，第379页[30]肖蔚云：《我国现行宪法的诞生》，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年，第136页。该条规定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皆受法律的保护，同时规定只能因国家安全或者追查刑事犯罪的需要，由公安机关或者检察机关依照法律规定的程序对通信进行检查。当前已有学者根据法律保留情形的不同来厘定我国宪法中各个基本权利的位阶秩序，只是这些厘定仅立足于法律保留的有无，[60]或至多立足于简单法律保留、特别法律保留、无法律保留的三分结构，[61]不免略显粗疏。

同条第4款亦规定：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政党和各社会团体、各企业事业组织都必须遵守宪法和法律。[35]张翔：《通信权的宪法释义与审查框架——兼与杜强强、王锴、秦小建教授商榷》，提比较法研究》2021年第1期。

同时，学说上将宪法整体视作上层建筑，认为其内容要随着经济基础的发展而发展，[8]而通过制定和修改一般法律使包括基本权利在内的宪法的内容不断适应经济发展，便也是符合此种唯物史观的制度安排。《宪法》第41条第3款规定的依照法律取得国家赔偿的权利，以及第44条规定的依照法律实行退休制度从而确保退休人员获得生活保障的权利，便属于宪法明示的此种保留情形。与行政法层面上的法律保留原则不同，在宪法层面上探讨基本权利保障领域中的法律保留问题，关注的是宪法与立法之间的关系，即关注宪法是否以及如何授权立法者限制特定基本权利，以及宪法是否要求立法者创设特定基本权利的保护对象或者整备特定基本权利实现的前提条件，前者可被称作基本权利的限制保留，后者可被称作基本权利的内容形成保留，两者共同构成了基本权利法律保留这一命题。[7]既然不存在天赋的自然权利，那么包括基本权利在内的一切公民权利皆属法定权利，这就意味着可以允许一般法律为基本权利划定边界。

某一基本权利条款是否附带法律保留、附带何种形式的法律保留，原则上决定了立法者应否、能否以及如何制定法律以作用于该基本权利。五四宪法的任务是完成国家建构[23]主要彰显的是宪法的政治面向，而非规范面向。八二宪法制定之初的主要功能也是建构国家，即塑造新的政治逻辑，为国家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的转型提供正当性契机。相比之下，附带简单法律保留和仅附带限制方式保留的基本权利所受到的限制则可以额外扩展至外在限制。

因此，在基本权利限制方面，《宪法》第51条的存在并不阻碍差异化法律保留体系的成立。为了完善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制度，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巩固和健全国家的根本制度，切实保障人民的权利和各民族的权利，巩固和发展安定团结、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充分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加速四个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发展，需要对宪法作比较系统的修改。

[42]参见张翔：《财产权的社会义务》，《中国社会科学》2012年第9期。[25]这些论断皆反映了制定八二宪法的目的在于创设一种不同于往昔的政治逻辑，借此凝聚社会共识。

刘少奇在 《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的报告》中指出：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先进国家的经验，对我们有很大的帮助[10]而斯大林在论及苏联宪法草案时便曾言：宪法并不是法律大全。[44]但此种解释偏离了该条的文义，且与制宪者的设想相去甚远。[58]参见冯威：《基本权利的紧张关系与权衡裁判一一以德国雷巴赫案对一般人格权的保护为例》，《交大法学》2017年第4期。[46]但即便将该条理解为对公民宪法义务的概括性规定，也不妨碍将其同时视作对基本权利的概括性限制，原因在于，在宪法层面上要求公民履行义务是为了调整基本权利冲突、维护和增进社会公共利益，[47]而这原本便是一般意义上限制公民基本权利的正当性之所在。[53]彭真：《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改草案的报告（一九八二年十一月二十六日在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上）），《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公报》1982年第20号。如果制宪者认为通信权与表达自由一样已经有专门的条文做了总的限制，那么制宪者便没有理由为通信权设定特别法律保留，而是本应像表达自由条款那样以无法律保留的形式加以规定，或者至少没有理由额外规定限制通信秘密的事由。

[27]但八二宪法序言第13自然段规定：全国各族人民、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政党和各社会团体、各企业事业组织，都必须以宪法为根本的活动准则。再者，五四宪法第87条这一表达自由条款规定国家供给必需的物质上的便利，以保证公民享受这些自由，而八二宪法删去了这一规定，原因在于在我国现有经济条件下，很难事事都有物质条件的保证，还需要发展经济，不断创造条件。

一方面，制宪者难以精准地预测未来的社会发展状况，无法全面预估基本权利在现实中的行使样态和可能造成的影响。毛泽东明确指出：自由是人民争来的，不是什么人恩赐的。

[9]参见王珉、王叔文：《宪法基本知识讲话》，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62年，第65一66页。[14]张庆福、皮纯协：《我国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14页。

我国学者对于行政法上法律保留原则的研究已较为成熟，但关于我国宪法上的基本权利法律保留，当前的研究仍有不足。正如学者所观察到的，中国宪法的实施方式逐渐从政治动员这一单一的政治化实施过渡到法律化实施与政治化实施并行，而法律化实施就包含了对国家行为的合宪性控制，具体到对立法活动的合宪性控制来说，在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系统内部，皆存在相对常规化运行的合宪性控制机制。有学者意识到了这一点，试图将《宪法》第51条解释为概括性权利条款而非概括性限制条款，使其能够兼容于层级化的基本权利限制体系。[62]此一见解揭示了差异化法律保留与合宪性审查基准之间的关联，但有必要重新予以整理。

并且在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一章之外，也另有诸多条款关涉个人权利，从而可被视同基本权利条款，而这些条款也伴随着类似法律保留的规范结构。宪法并不排除将来立法机关的日常立法工作，而是预定要有这种工作。

其中，其他公民合法的自由和权利大致可以被理解为他人的基本权利。如果精细地拆解我国宪法文本中的基本权利法律保留结构，可以说无法律保留的基本权利受限制的可能性最小，其重要性最高。

此种解释结论未必符合基本权利保障的一般原理，也未必契合制宪者的设想。鉴于此，本文尝试探寻我国宪法中基本权利法律保留的生成机理，省察其内在逻辑的转变，进而结合我国宪法文本、制宪历程和基本权利的一般理论，构建更具中国特色的基本权利法律保留之规范体系。

至于基本权利条款中是否附带法律保留、附带何种法律保留、其规范意义如何，并非理解基本权利规范的关键切入点。[33]邢斌文：《论法律草案审议过程中的合宪性控制》，《清华法学》2017年第1期。附带简单法律保留的基本权利受限制的可能性最大，其重要性最低。宪法文本确立了差异化法律保留的体系，包括简单法律保留、特别法律保留、无法律保留、内容形成保留以及财产权条款的特殊情形。

对此，有学者曾主张：没有宪法限制保留，即本文所称的无法律保留的情形，对立法应该最宽松审查。第2款规定的国家依照法律保护公民的私有财产权和继承权则承接了前后两款，一体两面地确立了内容形成保留与限制性的简单法律保留

微观层面，可在既有制度基础上，探索原旨解释在合宪性审查背景下宪法解释中的具体作用。[97]参见邹奕，见前注[5]，第98页。

原旨主义是一种在法律解释中坚持法治、避免人治原则的回归，是对通过宪法解释过度扩大宪法含义的一种提醒。[77]参见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见前注[75]。